这些批判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批评课文的多，批评体例的少；批评编者的多，批评使用者的少。个中原因，值得揣摩。细分批判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批评基于学生需求和使用体验。结论无非是课文离学生较远，学生不感兴趣，甚至认为学了没用。提出此类观点者，一般都有比较前沿的教育理念，至少知道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语文教材确实有责任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从1898年南洋公学自编的《蒙学读本》算起，到1949年，我国大陆地区共出版语文书2000多种，近两万册。很多教材在序言中都提出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但语文课文不过是学习的素材，语文教材不过是教与学的工具，这些如同食材和厨具，如果没有厨艺过硬的厨师来操持，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学生的“胃口”。

　　说课文“离学生远”，那还要看这是教材内容造成的，还是教学方式造成的，抑或这两个因素兼有。为迎合学生的兴趣，大量选用青春小说、玄幻小说进入教材，未必就是稳妥的做法。学习语文，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学生现在的需求，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更是为了给他们一把了解我们文化的钥匙。文化是丰富多彩的，语文教材的内容自然也应该多姿多彩，而不能局限于学生身边的事，眼前的事。至于学了有用没用，也不能看眼前，不能看表面。很多时候，学习语文的效果——无论是遣词用句，还是行文表达，抑或者审美情趣，都是潜移默化的，需要时间的沉淀。

　　第二类批评基于教师教学的体验。批评语文教材者，语文教师占了很大部分。有些老师说这个不好教，有些老师说这个不用教，更有老师说教了也没用。其实，到现在为止，学界对于“语文”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语文老师搞不明白语文究竟是教什么的，始终疑惑。有人说，语文无非教学生听、说、读、写，但是现在的语文课程标准似乎远远超脱于此。语文书包罗万象，文言白话、古诗现代诗、散文小说、中外经典……一个语文教师，可能对唐诗宋词感兴趣，但未必对教外国诗歌充满信心，赶鸭子上架的结果无非就是不好教、不能教甚至干脆放弃教。因此，在批判教材的同时，语文教师最好能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并想办法提高自身教学水平和驾驭教材的能力。

　　语文考试就更有趣了。学了那么多，很多东西没法直接考。虽然高考作文文体不限，但在实际考试中考生如果真写了现代诗歌，估计能上新闻头条。考什么就教什么，语文高考卷喜欢选日常生活中新鲜的素材，如果语文教材不选，当然要受批评。不过，很多语文教师没有意识到的是，考试中分值最高的语文题是作文，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正式的统一的作文教科书。

　　第三类批评基于语文学科的定位。文学家说语文教材缺少文学味，科学家说一些课文有科学常识上的缺陷，更有一批文化学者说语文教材没有文化涵养，等等。

　　在很多人看来，语文承担的文化使命尤其重大。有这样一层原因：晚清时期，分科化的学校教育传入中国，中国私塾中的传统蒙学被分化。数学、物理、生物等学科，被严格独立出来，剩下的东西则一并归入“语文”。语文是母语，关乎民族传统，自然而然要担负起传承文化的任务。

　　然而，语文该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却需要细分。从语文教学实践来看，语文教育应该有很明确的任务体系：小学偏重在语文能力培养——识字说话很重要；初中开始培养阅读能力——初步加大阅读量；高中重视表达与运用——阅读与写作；大学则偏重于综合素养的提升——文史哲不分家的文化培养。但现在的语文教学更多是拔苗助长式的，要求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写几百字的作文，是否合适没人考虑。而在需要强化语文综合素养的大学阶段，语文课堂却很冷清，如何改进也未引起足够重视。

　　当然，大家都盯着语文书，这未必不是好事。至少能够让我们意识到，我国的语文教材还要大力修订、语文教学需要改进。曾经年均40多种语文教材的出版盛况告诉我们，适当放开语文教材的编选、出版、选用，或许才是语文教材改革的出路。

　　结 语

　　语文教材不过是教学的素材和工具，“唯教材论”显然站不住脚。在当今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批评语文教材虽无不可，但动不动夸大其词、危言耸听，未尝不是对语文教育的另一种伤害。

　　（中国教育报刊社蒲公英评论出品，独立评论员王星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