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书写教师的生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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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沉沦与救赎：重申教师职业之天命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教师职业有一些特别的期待，希望她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成为最令人羡慕的职业。 　　

　　但是，当今天的教师在读到这段对话时，一定会因自己的切身体会，引发深深的共鸣： 　　

　　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 　　

　　工作时间之长，工作要求之高，工作对象之复杂，工作压力之大，工作竞争之激烈，已经让许多教师产生了普遍的无力感和怨愤感，赋予了“愿有所息”与“生无所息”这两个词一种当前时代的特定含义：职业倦怠。 　　

　　这一职业倦怠，从表层讲，是教育中应试主义与市场主义合谋的结果，而应试教育本身又是市场主义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应试教育把成长中的孩童和引领他们的教师，一起赶入了斗兽场中，全然听不见他们心灵痛苦的哀鸣。这种对竞争的病态强调，导致了师生之间、同事之间、亲子之间、知识与生命之间乃至于自我的分离。进一步，也导致了师生陷入“囚徒困境”[ii]而不能自拔，使教师一天天地被格式化，丧失了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永恒探询。 　　

　　这一危机更深层的背景，是中国超速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对人的异化。随着传统文化的边缘化，现代化的物质进步也带来了它的副作用：物对人的控制，铺天盖地的广告以及电影、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对人的重新塑造。这些现代工具不但摧毁了传统的文化系统及核心价值，还塑造了人的欲望、爱好、感觉、思想，进而塑造了人的伪自我，消解了人对世界和自我的本真感觉，让人逐渐丧失把握自我与世界的能力。 　　

　　在超级现代性中重塑人类灵魂的尊严，让师生与人类的崇高精神对话，这本来正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使命，但不幸的是，教师本身也在这种市场文化对人的塑造中日益丧失了对生活、自我以及未来的感觉与把握能力，日渐陷入恐惧、烦躁、孤独与焦虑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现代性自身发展的宿命，所有人都已被迫卷入这场精神危机之中。但是，正如数千年前当周王朝的旧文明处于“礼崩乐坏”的时刻，不同的学派曾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应对那场危机，并在那样的处境下诞生出中国真正辉煌的思想一样，危机本身是一种契机，而人类的尊严，正体现于人在这种危机前的抉择与挑战。 　　

　　在市场主义、应试教育及职业倦怠的大背景下，不同的教师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 　　

　　一些教师选择了以社会认可的名利为人生目标，通过公开课获奖、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方式确立自己的价值； 　　

　　而另外一些教师则对一半出自想象的西方教育，尤其是对于另类教育的悠然神往，夏山学校、巴学园、华德福，似乎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教育和桃花源——虽然这些教育事实上在西方同样处于极边缘的位置。现实中的无力感，还往往与对当下政治、教育的激烈批判，对各种理想教育的误解融合在一起。这些教师往往会成为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者。 　　

　　还有相当数量的教师，或自觉地认同应试制度，把分数作为最高的要求，在你争我斗中寻找自己的存在价值获得成功感，或采取一种犬儒的姿态，将教育职业仅仅视为一种谋生工具，视工作为一种不得己的交易…… 　　

　　新教育实验认为，理解、应对这场精神危机，正是当前教育的使命。沉沦还是救赎，教师职业的尊严与价值，正体现于这种危机下的每个教师的独特抉择，体现于教师的创造与超越。也就是说，要应对这场危机，最终将取决于每个教育者对自己生命及其意义的体悟，对自己使命（职业之天命）的认识。 　　

　　因此，新教育实验认为，作为一名教师，秉承儒家修身齐家，进而改良社会的传统，以孔子为榜样，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为朴素的人生之志，既是教师个体面临这场精神危机的应对之道，也是整个社会在此精神困境中的振奋之路。 　　

2．生命叙事与元语言　　

 　　这一场精神危机，从本质上讲也是语言的危机。 　　

　　不管一个人是否自觉意识到，人的一生都可以视为一个书写中的故事。这个不断删减、修改的剧本，在生命的最终一刻才全书定格，静止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而在此前，只要一息尚存，生命的全部意义，包括生命的最后刹那，都可以因为故事中这惟一主角的抉择而完全改写。——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在四川大地震中，有许多教师正是在生命最后片刻的壮举，赋予了自己一生中的每一刻以深远的意义。 　　

　　所以，新教育实验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书写教师的生命传奇。我们认为，生命就是书写一个故事（叙事）；教育就是让每个人有省察地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从事教师职业就是把教育作为自己故事的主旨，并用生命最大段的篇幅来展开与书写。 　　

　　而一个生命的独特叙事，又是人类叙事、民族叙事乃至于家族叙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一个民族，就是用同一种语言书写每个生命的不同故事。洪堡特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在一定意义上说，讲不同语言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具有不同的思维体系。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iii]这种民族文化和语言，就是生活在这个民族之中的每个人的元语言，也是共同语言。对于中国人而言，以汉语为主体的汉语文字以及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元语言，是我们的存在之家。我们生命的成就，取决于对这一语言的理解、接受、传承与创新。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叙事中，同一种语言有着三个相衔接的不同层面：一是人类语言，二是承载民族文化的文化共同体语言，三是你所处地域的乡土、家族语言。 　　

　　如果从叙事元语言的角度来考察，那么上述的精神危机，事实上就是承载民族文化的文化共同体语言系统出现了危机。当这一语言系统中的“仁”、“义”、“礼”、“智”、“信”乃至“忠诚”、“敬畏”、“孝顺”这些最基本的词汇被深深地怀疑以及诋毁的时候，作为这种语言的使用者，用这种语言进行自我书写的叙事者，怎么能不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继而陷入虚无主义的恐慌？ 　　

　　千百年来，道家思想引导我们的先人道法自然，儒家思想教导我们的先人担当天命。虽然在历史现实的流转中，理想主义总会呈现为这样那样的扭曲，但是，儒道根本思想的精魂，却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灵魂深处。四大发明与唐诗宋词，上千年间的辉煌文明，乃至近几十年来中华文明在世界民族之林重新崛起的事实，连同数千年的坎坷、罪恶以及近数百年的落后与失败，告诉我们既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也没有权利自大到拒绝反省，拒绝对其它文明的聆听。 　　

　　所以，从教师生命叙事的角度来看，确实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语言系统。同时我们还必须郑重地考虑，如果说教育就是让学生学会把自己的生命书写成新的传奇，那么，究竟哪些语言才是我们应该使用的叙事元语言？哪些词汇才合宜成为我们应该择取的叙事关键词？ 　　

　　新教育实验认为，科学思想，民主思想，人类伦理价值，这些无疑是当前时代的主要教育内容，但它们也仍然需要一种民族语言的转译与承载。成为这些思想的自觉传播者，与成为中华文化自觉的传承者，应该视为一个教师的职业本份之一。　　

　　《荀子·大略》：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抃，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圹，皋如也，填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又载《列子·天瑞》：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子贡曰：“然则赐息无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圹，如也，宰如也，坟如也，鬲如也，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赐！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乐，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惫，未知老之俟；知死之恶，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檄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何人哉？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又有人钟贤世、矜巧能、修名誉、夸张于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为智谋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与一不与一。唯圣人知所与，知所去。” 　　

　　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1950年，由就职于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Dresher）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AlbertTucker）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 　　

　　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　　

　　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相关术语称“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　　

　　若二人都保持沉默（相关术语称互相“合作”），则二人同样判监半年。　　

　　若二人都互相检举（互相“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2年。　　

　　用表格概述如下：　　

　　甲沉默（合作）甲认罪（背叛）　　

　　乙沉默（合作）二人同服刑半年甲即时获释；乙服刑10年　　

　　乙认罪（背叛）甲服刑10年；乙即时获释二人同服刑2年　　

　　解说:如同博弈论的其他例证，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即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参与者某一策略所得利益，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其他策略要低的话，此策略称为“严格劣势”，理性的参与者绝不会选择。另外，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干预个人决策，参与者可完全按照自己意愿选择策略。　　

　　囚徒到底应该选择哪一项策略，才能将自己个人的刑期缩至最短？两名囚徒由于隔绝监禁，并不知道对方选择；而即使他们能交谈，还是未必能够尽信对方不会反口。就个人的理性选择而言，检举背叛对方所得刑期，总比沉默要来得低。试设想困境中两名理性囚徒会如何作出选择：　　

　　若对方沉默、背叛会让我获释，所以会选择背叛。　　

　　若对方背叛指控我，我也要指控对方才能得到较低的刑期，所以也是会选择背叛。　　

　　二人面对的情况一样，所以二人的理性思考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选择背叛。背叛是两种策略之中的支配性策略。因此，这场博弈中唯一可能达到的纳什均衡，就是双方参与者都背叛对方，结果二人同样服刑2年。　　

　　这场博弈的纳什均衡，显然不是顾及团体利益的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以全体利益而言，如果两个参与者都合作保持沉默，两人都只会被判刑半年，总体利益更高，结果也比两人背叛对方、判刑2年的情况较佳。但根据以上假设，二人均为理性的个人，且只追求自己个人利益。均衡状况会是两个囚徒都选择背叛，结果二人判决均比合作为高，总体利益较合作为低。这就是“困境”所在。例子漂亮地证明了：非零和博弈中，帕累托最优和纳什均衡是相冲突的。　　

囚徒困境可以广为使用，说明这种博弈的重要性。以下为各界例子：　　

　　政治学例子：军备竞赛。在政治学中，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可以用囚徒困境来描述。两国都可以声称有两种选择：增加军备（背叛）、或是达成削减武器协议（合作）。两国都无法肯定对方会遵守协议，因此两国最终会倾向增加军备。似乎自相矛盾的是，虽然增加军备会是两国的“理性”行为，但结果却显得“非理性”（例如会对经济造成都有损坏等）。这可视作遏制理论的推论，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遏制对方的进攻，以达到和平。　　

　　商业例子：广告战。商业活动中亦会出现各种囚徒困境例子。以广告竞争为例。两个公司互相竞争，二公司的广告互相影响，即一公司的广告较被顾客接受则会夺取对方的部分收入。但若二者同时期发出质量类似的广告，收入增加很少但成本增加。但若不提高广告质量，生意又会被对方夺走。　　

　　此二公司可以有二选择：　　

　　互相达成协议，减少广告的开支。（合作）　　

　　增加广告开支，设法提升广告的质量，压倒对方。（背叛）　　

　　若二公司不信任对方，无法合作，背叛成为支配性策略时，二公司将陷入广告战，而广告成本的增加损害了二公司的收益，这就是陷入囚徒困境。在现实中，要二互相竞争的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是较为困难的，多数都会陷入囚徒困境中。 　　

　　洪堡特(Humboldt,1767-1835)，《人类语言结构的多样性》，德国哲学家，教育家。 　　

3．生命叙事的体裁与风格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但是，每一个生命总会从自己的独特的境遇中，用这共同的语言，写出自己的独特叙事，道出存在的奥秘与真理，亦即活出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 　　

　　一个民族的精神，主要不是由它的哲学著作，而主要是由它的英雄叙事所表征的。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李白的逍遥，屈原的忠诚，杜甫的忧患，文天祥的舍生取义，岳飞的精忠报国，苏轼的豁达……曾经成为这个民族的所有子民的英雄，而成为每个后人叙事的榜样。在当代，雷锋、张海迪、孔繁森、袁隆平等英雄的身影，也激励给许多年轻的生命。但是，从总体上而言，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于是，我们精神的明亮与开启，思想的深邃与丰富，都因为榜样的匮乏而被相对地淡化了。而中华民族的创造之魂，也在经历了漫长的高峰之后，又沉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 　　

　　既然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生命的叙事，这个叙事一定有他特定的范本或者原型，无论是自觉的或者是无意识的。以怎样的人物为英雄，为自己的生命叙事选择怎样的榜样与蓝本，无论对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个体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他们身上，才真正地存活着民族的道德伦理准则、哲学思维方式。甘地或者鲁迅，孔子或者范蠡，勾践或者唐太宗……都将会把一个民族和一个生命的未来，带向不同的方向。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生命叙事，是从身边或书本上（现在是影视上）的成长范本中开始。这范本可能是自己所处的文化圈中的民族英雄，也可能是家族中某一位有杰出成就的长辈。孩子通过聆听他们的传奇故事，阅读关于他们的传说，模仿他们的生活风格而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 　　

　　而因为叙事元语言存在着丰富性，生命又各有偶然的际遇，于是生命在叙写自己故事的过程中还会呈现出不同的文体及风格。 　　

　　用文体来比方，有些人的一生，是一出多幕戏剧，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突变。这种人，或许从小自卑而终生不断地追求超越，或许在生命的旅程中，不断地遭遇重大的危机或者意外。像屈原的《天问》一样，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于世界本质的探索，往往成为他们生命叙事的主题。 　　

　　有些人的一生，是一首优美的诗歌，纯粹、凝练、隽永、独特。他们的一生往往顺风顺水，没有波澜曲折。所以为人处事往往达观从容，人际关系和谐。 　　

　　还有些人的一生，则是一出轻松滑稽的小品。他们通过解构和自我解构，不断地消解职业生涯中遇到的种种危机与意外，从而让自己巧妙地逃遁出来。 　　

　　更多人的一生，则是一篇平庸的散文，平淡、大众、日常、平衡、松散，甚至可能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叙事，是许多叙事碎片的堆积。他们的故事，是被更大的时代叙事推动着向前走，随波逐流，直至生命结束。 　　

　　不同的生命叙事，形成了不同的叙事风格。 　　

　　第一类人的风格是“崇高”。他们的生命是思辩的，反省的，紧张的。他们往往因为与周围环境的冲突，极易形成悲剧性的性格，日常生活也不够从容舒展，甚至会被命运击垮。但若有足够的强大，并且有较好的方向感，则可能会形成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比常人更深刻地领悟到人生的意义职业的意义，并具有更强烈的职业认同，并调集巨大的生命能量，使自己走向卓越。 　　

　　第二类人的风格是“优美”。他们的生命是诗意的，抒情的，从容的。但这种优美，往往有可能妨碍对于生命意义的深度觉察，从而很难走向崇高。因此职业生涯很容易走向优秀，但要走向卓越，则需要拥有更强大的生命能量以及超越精神。 　　

　　第三类人的风格是“反讽”。他们的生命是解构的，自嘲的，游戏的。这种风格的老师，往往不易紧张，能够看透某些功利以及体制化的束缚，并跳脱出来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也往往容易成为虚无主义者，在消解危机的同时，也消解掉人生崇高和美好的一面。 　　

　　第四类人的风格是“没有风格”。他们的生命是缺乏个性、随波逐流的，他们的自我是相对模糊的，是不断地被外在的文化所刻写，被外在的事件所抛摔，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反应。 　　

　　新教育实验认为，教师的生命叙事，应该是一首诗，或者一幕精致的戏剧。“诗”意味着创造与意义感，“戏剧”意味着统一性与高度的凝练。而生命叙事的风格，当然可以是优美的或者崇高的，甚至是反讽的，但是，无论如何，生命不能失去“崇高”感，因为崇高感就意味着超越，意味着对意义的不竭的追求。这也是新教育实验为什么要强调让师生和人类的崇高精神对话的原因。 　　

　　新教育实验认为，如果教师职业是生命叙事中的主体部分，那么我们就应该让这叙事的每一年，每一个学期，每个季每个星期每一天，都开出一朵花来，让这一段叙事在回首之际不成为无意义的空白。正如河南焦作的一位新教育“毛虫”曾经追问的：我耗尽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精力与感情的职业，我能够对它漠然吗？如果我不能让我的生命在我的职业中发光，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职业认同：重建信任 　　

　　如果说一个人一生的意义是源自于“我是谁”的追问，那么，他的职业本来应该是对“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的最终回答。 　　

　　如海德格尔所言，以什么为职业，在根本上意义上，就是以什么为生命意义之所寄托。画家以绘画为生命意义之所托，农人以在大地上耕作为生命意义之所托，而作为一名教师，也就意味着传道、授业、解惑，并用人类文化知识和价值体系塑造人类灵魂，是自己一生意义的所在。 　　

　　但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谈到的那样，在现代社会，受市场主义与拜金主义的冲击，教师也很容易像其他职业者一样，在大潮中迷失自我。因此，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身为教师者应该不断地追问自己：我是谁，我应往哪里去？谁是我的榜样？这种追问，其实就是对职业生涯的意义乃至于人生意义的追问，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根本追问，并最终用行动，对之作出回答。 　　

　　而成为本质意义上的教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意味着你必须经过漫长的修炼，逐渐汇入由孔子和苏格拉底最先垂范的伟大传统，让他们的精神气质穿越你的灵魂。这一过程意味着你须一天天地认同这份职业，将自己人生的意义编织到学生的成长中去；意味着你日渐拥有一份对于职业、学生以及自身的信任、信念乃至信仰，从而勇敢地担当起此一职业所赋予自己的责任。 　　

　　多少人在踏入教师这个行业之初，曾怀着美好浪漫的憧憬？虽然心怀忐忑甚至恐惧，但他相信自己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学生得到发展，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但是，这种信念很快就会被现实的复杂性与残酷性所粉碎。他或许会发现：应试教育席卷一切，领导只重视成绩；同事之间你争我斗，学生也势利冷漠、自我中心，难以管理；而学科知识简直是永远无法真正掌握的汪洋大海，稍不留神，就会将你淹没……这种无力感所带来的挫败，会摧毁一个人最初对自己以及学生的信任，并将许多人导向虚无主义和功利主义。 　　

　　因此在当前语境下要成为一个本真意义上的教师，就必须从重建信任开始。 　　

　　何谓信任？这里所说的信任不是对某人或某物表示相信，而是说一个人存在于世，对世界要有一种根本的信任。所以，这种哲学上的或者教育学上的信任，指的是一种姿态、一种情感、一种精神。它包括对于学生的信任和对于自我的信任。 　　

　　对学生的信任是指：无论学生目前多么愚笨、顽皮甚至不可救药，对他的未来始终抱有信任，坚信他的生命具有无限可能性，他无论经历多少灰暗、挫折甚至倒退，最终一定会有所成就。只要用心寻找，一定能够发现开启学生生命之门的锁钥。新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无限相信学生的潜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自我的信任是指：我相信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是独一无二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将会成为真正的创造者，我必将成为学生生命中的“贵人”虽然我并不确切地知道我将来会做什么。 　　

　　在经历重重困难之后，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是很容易的；要成为一个仍然心怀梦想，怀着根本信念的人，则是艰难的。罗曼·罗兰曾经说过：“我看透了这个世界，但我仍然热爱它。”这正是教师应该具有的智慧与勇气。一个真正的教师，应该让学生，也让自己，在跨越重重困难以及怀疑之后，仍然能够建立起对于世界，对于人类，对于自我，对于存在的根本信任乃至于信念。这种信任、信念乃至于信仰[ii]，是成为一名教师的基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教育人喜欢说“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如果说种子是希望与愿景，岁月是坚守与意志的话，那么这两个词前都用了“相信”，则表达了这种对世界对生命的根本信任，是对自己职业的最终的体认与认同，是坚信自己所从事的这一职业，终将如草木萌芽、开放，成为宇宙创造韵律中的组成部分。有了这种信任，这种信仰，那么，职业生涯中冬的寂寞与夏的严酷，都能够从容地承受。 　　　

 　　“优美”与“崇高”是西方美学中的一对重要概念，大哲学家康德曾在早期作品《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对此有过论述。他说：“美有两种，即崇高感和优美感。……崇高感感动人，而优美感则迷醉人。……崇高必定总是伟大的，而优美却也可以是渺小的。崇高必定是纯朴的，而优美则可以是经过装扮和修饰的。”康德认为人的人格，民族的风尚，都带有这样的倾向。而优美与崇高也可以是同存于作品和人身上的。最能体现崇高美的，是悲剧；最能体现优美的，是喜剧。王国维曾经论述过艺术的优美和壮美，其中壮美就接近于崇高美。在中国古典思想中，我们可以说儒家更倾向于崇高，道家更倾向于优美。李白呈现为优美，杜甫呈现为崇高。同是渔父诗，《江雪》呈现为崇高，《渔歌子》呈现为优美。（优美与崇高这一概念具体可参读《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一书，康德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北京。） 　　

　　与这种信任相对的甚至相悖的，是盲目信任和假信任。盲目信任是对具体事情缺乏洞察力而寄予的信任，它会导致放任以及种种危险，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假信任是将信任当成策略，当成交易当中的筹码。而真正的信任是对存在本身的信任，教育者必须相信，无论目前的环境有多糟糕，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为美好。无论一个学生目前有多么顽劣，他的生命中一定拥有属于他自己的神奇密码，而当下的问题，一定能够转化为成长的营养。最重要的是，教育者必须相信自己的生命，就像泰戈尔所说的：“我的存在，对我是一个永久的神奇，这就是生活。”这种对于自身生命的坚信，能够给予教育者以改变现状的勇气。